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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柳传志的激情人生

    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史上,他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那是一个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为中国高科技产业杀出一条血路的传奇故事。媒体的报道浩如烟海,他在花环和掌声中迎接辉煌。今天,当我在一个宁静的氛围中面对他,用冷静的心态深谈的时候,我发现,摆脱这个传奇的神话魅力非常不容易。
        许多次,他都在演讲中谈到创业经历的坎坷。
        这个时候的他是微笑的,而对柳传志这代人而言,坎坷似乎与生俱来。    
        曾涛:您碰到第一个最大的坎儿是什么?
        柳传志:是我十五岁上高一的时候,那时候我正要求入团,我父亲还是挺重视我入团的事儿的。那时候大概我年龄小不懂事而且还很狂、很骄傲,其实没什么可骄傲的事情,无非是读的闲书多一点,脑袋反应快一点,自个儿感觉挺好。那时候团组织大概决定帮我一把,于是他们策划好,第一次入团不但没让我通过,而且还给我提出很尖锐的意见。这里可能确实有些同学大概对我气不愤,所以那次发展会上炮火很激烈,没通过。就这样弄得我蔫头搭脑。回家以后,我父亲以为我已经通过了,很高兴地祝贺我,后来一看我那蔫样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听我给他讲了经过,当时他对我说,他觉着我是个好孩子,而且各方面都不错的,这个团早晚会入的,不要那么不舒服,人家提的意见你要想想;最后给我提出几点具体的措施,教我以后该怎么干。我就按照他说的去做,一个月以后又重新开会,我就入团了。
        通过这件事儿对我以后的帮助非常大,后来上大学、工作有很多地方都会有各种情形,比如露头角的地方,这时候我就牢牢记住一点,我自己以为行的事儿未必能行,别人也未必这么看。直到今天,我常跟大家打这么一个比方:有两个小鸡一边大,(好比是两间公司一边大),但都会觉得自己比对方大;当长成大鸡以后,一只鸡觉得俩只差不多大了,另一只却觉得自己大的不得了了,等到真的长成火鸡那么大的时候,俩只鸡说:啊,这时候咱们差不多大了!人都是这么在看自己的。所以我们对自己自以为是的地方,一定要压下来看,对人家的成绩要往大的看。这些话其实都是跟当初那个时候受了批评有很大关系。
          
        1944年,柳传志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富裕的家庭里。
        他有一个杰出的父亲,这位著名的法律专家,60多岁,奉国家之命在香港创建了中国最大的专利代理公司。70岁高龄宝刀不老,再度创业。成为中国开放以后最早放眼国际的先行者。 
         2003年9月,父亲因病去世,柳传志写下《怀念亲爱的父亲》。 
         2000年,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以隆重的礼节迎来了他的杰出校友。
        此刻的他感慨万千。30多年前,17岁的柳传志正是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柳传志:我在军事院校的时候,每个班都有行政领导,被称为班主任指导员。他们当时都是少校军衔,大都是抗日战争末和解放战争初期的老军人,他们当时讲的一些故事,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当时我觉得,他们讲话的神态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后来在《大决战》电影里就看到了这种场面,军人是有这种精神的,后来我们在联想办企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口号,就叫做“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就是说当你全心要做某件事的时候,就是要一往无前,不顾一切。
        所谓一往无前,不是随随便便就一往无前了,是要把事情想明白,中间是不是一定能攻得下,下了决心以后那就要一往无前。我觉得部队给我的这个影响,在日后企业运作中还是很起作用的。
       
         就在柳传志即将毕业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被分配到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一年后他与20几位同学一起来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在那里经历了许多的磨练。 
        1970年,柳传志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工作。
        曾涛:在您当初刚刚开始想到从科学院里走出来,要开始创办一个公司的初衷是什么?
        柳传志:84年以前我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了大约十三四年。在这十三四年之中,相当长时间主要忙着搞阶级斗争,全所成天在那儿搞阶级斗争,无休无止很烦人。到了78年以后,大家才都振作起来开始干活,我自己也兴奋得不行,但真在做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先后参与了三台机器的研制。 
        曾涛:是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吗?
        柳传志:对,是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我主要做磁技术设备,做完以后发现都没有很好的去用,就被放在一边,更没有做第二台的可能,然后又开始去做另一台。这样就对我有所触动,我们把钱花了,到底最后得到了什么?我们个人在学术上、在工作上有一定提高,写了论文,机器也得了奖,但实际上好象没怎么用起来。
        曾涛:那当时像您这样愿意从科学院主动走出来的,应该是占很少数?
        柳传志:很少的,而且像我这样,发展途径还不错的技术人员其实就更少。在当时整个社会上,84年下海的多半都是傻子瓜子儿这种类型的。科技人员下去还真是很少,我实际上就把这个事儿看得比较透,当时科学院号召,光我自己下去我也不敢,但我觉得这个想法一定是对的。当时科学院办展览,我看了以后,觉得办展览也都谈的是社会效益,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当时像我这么想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我自己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很愿意迈出这一步。并不是我心里的抱负有多高,是为科学院、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改革怎么怎么着,我就是觉得以前的工作施展不出来,很想在我四十岁时,试试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底有多大。
        曾涛:那时候像您这样想的人真的是不多,而且很多人出来可能是一种想稍微试一试,不会说像您刚才想的这么大的决心。
        柳传志:出来了以后马上就会遇到几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出来了以后办不好了怎么办?不管科学院的科技成果能不能转成生产力,但是工资照拿,那时候按资历走的这个路也是很明显的,就算你不行的话,到时间仍然可以提职、可以提工资。另一个方面,就是社会压力挺大的。你是中国科学院的人,是大学最高学府里拔出的尖子才到中国科学院的,但是一出来办企业,要去挣钱,那就跟小商小贩是一样的,就这种感觉让人受不了。后来我在办企业的时候,果然遇到过被人轰出来的难堪境地,这些东西在我心里掂量一下,既然我愿意选择这么干,就要想透才行。

        一年前,在我们采访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周光召的时候,他说出了当年中国科学院对创办科技产业的决策内幕。
        十多年时间,联想的传奇经历跌宕起伏,创出了今天中国IT产业霸主的局面。
        在联想的传奇中,股份制的改造成功是柳传志最为欣慰的,那是一次从国有企业到股份制企业的顺利过渡,它不但为联想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产权机制的改革树立了成功的典范。
        曾涛:您刚才讲到提高有功劳的职工收入,可能是企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之一。那么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在后来联想的改制过程中,也就是说经过了八年的努力,最终使这个股份制变成了一个成功。我想这一点在联想的发展里面,可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块,您能告诉我们,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呢?
        柳传志:是我们做的比较好了以后。1988年,当时吴敬琏老师他们带着一个班子到中关村进行改革,给四通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当时我们只是听听而已。到了93年前后,科学院,就我的老板,当时周院长,他们非常开明的跟我们谈到了关于这个股份制改造的问题,然后请一位副院长牵头来跟我们讨论,但是当时发现的问题是科学院不是国有资产管理局,它没法解决股份制的问题,于是我们双方协商就决定拿我们做试点。不能说是股份,但是可以给我们分红,然后员工有35%的分红权,科学院拿65%,也就是说利润分到了以后,作为大股东科学院本身有65%的红利的分配,然后35%给了员工,所说股份的意思就是把它法定下来。当时分红一年一亿。这样我们就拿到了这个权利,跟科学院签了协议。这个协议签了以后,我们就把分红权明确的分到了有关人的名下。这件事对我们意义极其重大,有了这个分红权以后,我们把应分没分的钱攒起来了,一直攒到了2001年,整整八年的时间。
        到了2001年,国家的形势又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允许企业拿这个钱,员工拿钱去买股份,这时国家在财政部跟科技部的主持下,把我们的资产重新做了一个定价,定下35%是多少钱,这时国家再打一个折扣给我们。而我们就用存的那些钱,把股份买下来。这样股份制改造就做成了,这个意义当时对企业是极其重大的,试想今天的联想还有神州数码发展的比较好,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在第一线,而年轻人之所以能在第一线,很重要的是老同志在他们没有到年龄的时候,就退到了后边儿。咱们国家大部分的单位,不到退休年龄,没什么错没法让人家下来,但是在我们这个企业就可以,谁做的最好谁就能够到第一线干活。而老同志也能够从年轻人的收益中得到实惠。就像一个园丁老了,干不动了,换一个年轻的园丁来替他干,干完了以后,树上结了果子先摘一筐给老园丁送回家去,大家都好嘛。所以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意义当然非常大。
        但这种事儿在做法上,确实是要提前看到,然后拐个大弯,一步一步的慢慢做到。如果到2001年突然说改造,又因为没有钱而没法买,员工也没钱。所以八年前就开始存钱,这很重要。还有就是2001年的时候,即便我们买了,突然给大家分配,那能值多少钱呢?分的时候很难了,创业员工、有贡献的员工,具体怎么分,反而很困难。早在93年我没拿到这个分红权的时候,我们老同志大家就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原则,当时大家感觉分到一个未来的空饼,固然有积极性但不是特别高,原则定好,后来真的有了饼在分的时候,谁也不能反悔。所以这个分配就挺好。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无非是,我们拐了大弯,因为汽车到了急转弯不行,提前看好慢慢拐,这就拐过去了。
        曾涛:柳总,从84年开始创办到现在,其实正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当中,您自己说过一句话,就是绝对不要去做这个改革的牺牲者,或者说牺牲品。实际上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在创办一个企业的过程里,想要做到这一点我想也是很难的。您觉得,您对自己说绝对不做这个牺牲品的保证是什么?
        柳传志:老实说,这话的境界不是特别高,境界高你就应为了中国的改革,该牺牲的牺牲嘛。在文化革命之中,我们这代人,经过了很多很多政治上变革的事儿,尤其文化革命之中看到的各种情况,我自己觉得,84年以后出来办企业,基本上就站稳脚跟了。87、88年以后,尤其环境那么复杂,我给自己明确了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不在改革中犯错误,或者说就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因为这里边牺牲的可能性是太大了!你看84年前后跟我一块儿办企业的,还有不少同台得奖的,到今天在一块儿的真的是很少了,这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当中有相当多的一批人就是对环境的不适应和不能深刻了解。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当时中国的很多法制制度制定的真的是不合适,我们怎么办?如果要是坚决按照当时法规做,你就别改革,企业根本就办不成。你要做呢,做过头就要出大问题,就成牺牲品。于是就要准确的把握住这个度,所谓黄灯在哪儿,要认真看好了,才能不出大的偏差。

        今天的柳传志,一样的激情,一样的智慧。
        在我们为这个节目所查阅的上千篇文章中,柳传志的性格都是必写的内容。
        曾涛:我想在联想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您个人和对企业的评价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至今为止,您听到的关于企业,您认为最尖锐的评论是什么?
        柳传志:是指对联想的批评意见?可能还是认为我们在技术方面,以前说我们只是一个搬箱子的公司,意思是主要的利润叫美国公司赚去了,技术上没有突破,没有积累。
        曾涛:那您对于这样一个,所谓尖锐的批评的回答是什么呢?
        柳传志: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样,要大家沉住气,我们要过河,我们希望能够有赚取高技术利润的做法,但是要分清形势。第一得有充分的资金积累,如果现在一个公司马上要去做CPU操作系统这样的业务,试想市场上能接受吗?因为PC这块地方,它是一个有兼容性要求的行业,你做出新的产品人家能不能接受,于是我们就要分阶段考虑。在真做的时候我们得想清楚要有多大投入,有多大的市场推广能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什么工作,才能作为积累。我们现在做产品技术。什么叫产品技术,就是把成熟的技术,不见得多么高尖的东西,但是是市场需要的,是一个机器需要的东西,我们把它积累起来形成产品把它卖出去就是产品技术。积累了钱一步步的往高登。这些事儿就是一步步的往前走,我感觉主要就是我们不能说空话,不能做太冒风险的事,要往这个目标上走,要坚定不移。一定要清楚脚下的路是不是踩实了。我想网上人家说的那些,我们听了后不必去再做更多的解释,但内部的同事大家心不能乱。
        曾涛:您自己个人在乎别人对你的评论吗?
        柳传志:在乎,怎么不在乎呢!
        曾涛:您最喜欢听到的评论是什么?
        柳传志:说我讲诚信,还有说我说的都是实话。
        曾涛:最不喜欢的呢?
        柳传志:没有。对我特别尖刻的评论好象没有。但我真心不愿意听到鼓励我们那些过头儿的话,我听了会紧张。
        曾涛:做了二十年的企业到今天,我也能够从谈话中感受到您对事业的极大热情和激情,应该说肯定会驱使你向一个更快的,更大的目标发展。如果现在让您在很少的时间,像刚才我们谈话的这么长时间,对您二十年的发展过程进行回顾,并对现实的问题和今后问题的一些想法进行总结的话,您觉得在这个过程里,最有感触的一点是什么?
        柳传志:历史环境造就了我们,我说是发自内心的真话。

        2000年,柳传志将前方指挥的重担交给了年轻人,自己担任联想董事会的主席。这个富有军队色彩的授旗仪式,不仅仅是一次更新换代的象征,而是为了联想发展的一个战略性举措。
        曾涛:柳总,我们回顾过去,联想从84年到2004年这样二十年的发展当中,我觉得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怎样能让您个人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不断的具有新鲜思维?能够让自己不断的有这种新鲜思维的方式或者办法是什么?
        柳传志:其实联想经常有一个说法,就叫一眼看到底。就是说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把这个最根的目的是什么想清楚。想清楚目的,它就会有创新的做法。原来人们到这个目的地,用了一套他原来固有的做法,一般的改革就在这个方法上来进行修改,但是如果牢牢记住目的的话,就不用再考虑人家那个做法是什么,只想怎么去到达目的地就行。做企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科技本身,它实际是个手段,国家靠什么富强?靠钱。要让更多人就业,那就要收税。科技实际上是促进生产力的一个手段,它并不是一个根本目的,以往我们就把科技过程当成目的,我觉得好象不很合适。联想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技术?不是为了图名,那是因为现在利润率还低,我们要取得高科技、高利润就不得不做更大的科技投入,但是大的科技投入,就会有危险。在美国很多的企业就是科技投入大而垮了的,能够挣钱的是很少的。于是我们就得弄清楚,怎么能做到科技投入又高,而利润高还能避开风险。把这事研究透了,然后再把这个步骤研究清楚。科技投入大,必须得分好几个台阶才能实现,每一步的时候,千万不要被人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要求弄迷惑了。毛主席说:你要过河吗?这个目的很明确,但关键要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这是手段问题。所以我们要牢记目的,清楚要过河之前要先造桥,你觉得哪种造桥方法最合适,你就一步一步赶快把桥造好,别桥刚造一半,又想起用别的方式,来来回回乱折腾那肯定不行。

        在世界各地,柳传志被当作中国高新企业的代表人物,频繁出现在各种会议上。他特有的激情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企业家。
        作为从旧有科研单位艰难突围的一代高新科技企业的企业家,将近20年的企业经验使他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有着异乎常人的见解。
        在媒体上,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他对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战略的观点。
        曾涛:我记得说到联想这个企业的时候,看起来它像跟其他的企业一样,作为企业在运作。但其中很特殊的一点,实际上它是中国难得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作为高科技的企业在中国发展,我想到今天为止,难免有许多人的内心对这个问题会有质疑的。质疑中国有高科技吗?有这种高科技的企业吗?对这样的疑问,您自己怎么看?
        柳传志:说到这儿呢,我也确实有些想法。前几天我参加国家制定20年科技规划的一个会,在这个会上我表示强烈发言的愿望,我提的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科教真正能否兴国的问题。我连续表示过两次意见,但是没有得到重视。原因可能是由于参加这种会的同志,大家出身不同,你是科学家的角度,我是做企业的角度,所以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就没有得到机会,我觉得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就又说了一遍。为什么说是关于科教兴国的问题,因为所谓兴国就是要国家富裕,富欲靠什么?国家富强实际上主要靠税收,财政的主要收入就是靠税收。税收的收入最主要的部分是靠企业,而科教兴国的实际,是科技怎样能够促使企业发展,然后能使国家得到更多的税收。因此科技怎样使企业发展这个环节是极其重要的。现在我觉得就这个环节上掉链子了。咱们国家跟现在西方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科技的投入大部分是从企业投的,企业来投应用研究,投有关技术,当然要考虑到产出问题,所以对他们不存在高科技产业化的问题,但对咱们国家由于从历史上的原因,是由政府投入的,政府来投入科技发展的钱,在研究所跟科研单位做出成果该怎样转到企业的过程中就出了问题,研究单位直接想把它变成生产力是困难的。我在计算所,14年来参加过三个大型机器的设计,没有一个机器能够复制,再把它卖出去,但是联想在2002年做了一台万亿次的机器,2003年又做了一台四万亿次的机器,中间时隔一年零四个月,这一年零四个月之中卖出去四十四台,这种体系的运作,在研究所过去想都不敢想。研究所跟企业的不同在于,企业在做机器的时候,考虑问题的角度跟研究所不同,研究所考虑的是怎么样让指标更高,企业是怎么样符合市场的需要,能否卖的出去;另外,研究所有一套从成果把它变成钱,把各个环节组织好的策划能力。而做机器要筹款,机器研发以后各个工艺过程,要考虑清楚,不能光考虑成果完了,生产工艺过程得考虑清楚,然后要考虑到,市场怎么做推广、怎么销售、怎么做服务,各个环节要把它统筹好。企业有这个能力,研究所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假定同样的东西,国家投到研究所去做的话,做完了只能做一台,研究所和大学,他们做出成果后怎么转化?现在怎么做的?理论上讲有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他们做出成果以后形成专利,(而实际上没有多少企业通过购买研究所的专利形成生产能力的),第二条路就是研究所和大学,把成果直接推广到企业去,就拿一笔推广费转化,这个渠道做的也很不通畅。因此最基础的路,就是美国硅谷的路,就是研究所的人员做了这个成果以后,带着成果连人一起来自己办企业,把这个企业办大。美国的硅谷就全是这条路,目前在中国这条路是很不通畅的。
        我们联想下边有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专门就是支持这种企业,二年来我们投了有三千万美元,已经有了一系列的经验教训,所以我今天说这个话应该讲不是空口瞎说的。小型科技企业在中关村有成千上万,它们遇到两大难题:第一大难题就是资金。要把这个成果真的变成产品需要钱,银行不借这个钱,钱从哪儿来?必须得有人投这个钱,做好了从中得利,做不好就认栽,这就是风险投资公司。因此风险投资本身实际是推动中小型科技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目前风险投资公司不敢投,不敢投的主要原因是投下去以后能否变成钱?赚不赚钱?用他们的行话叫退出,就是怎么退出。在硅谷,在美国或者在日本,甚至在台湾基本上有两个退路,一个是投下去以后,把这个企业逐渐做大上市,上市以后他自然退出;但是在中国目前能上市的科技板市场没有,你要把这个企业上市也得它的主板上市,而主板市场的要求年限都比较高,三年之内肯定上不了市,而风险投资公司等不得,因此不敢投。还有一个是中小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卖给大企业,像这个硅谷,周围有一大批企业如思科、英特尔、HP全是在那儿购买这些成果。而在中国这样的企业还很少。我们下边的两个企业联想和神州数码,这一年多来大概买了六七个这样的企业,但毕竟这样的企业还是很少的。大部分企业因为风险投资的退不出就紧张了。
        风险投资公司不投,钱从哪儿来?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说国家投,国家投不行。国家投只是一种支持,是无源之水,投完以后国家再投,就得从财政上不停的拨款,而风险公司投,是有源之水,投完了赚了钱来再投,它是这么一个正向循环。第二风险投资投,它有赚钱的需要,所以他有一系列的考核标准,国家投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往往是国家投下去容易,投完了以后反而什么也做不好,这是一个难关。另一个难关是管理人才问题。这些科技人员,大学教员还有学生,带着成果出来以后,他只能懂做技术,确实不懂怎么去管企业,缺管理人才、缺CEO。在硅谷因为是一个常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专有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大家反正要求也不高,你给我股份,我努力给你干就行了,然后慢慢就做起来。咱们这儿没有这样的人,因此就成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我们所投的十几个企业里边,我们详细做过分析,成与不成最重要的不是科技成果的水平问题,而是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企业管理者,有没有一个好的CEO问题。
        对于咱们国家目前这是个大问题。它不属于科技部管的问题,不属于教育部管的问题,也不属于科学院的问题。而是两个方面,一是属于股市的,经济类型的问题,二是属于人才的问题。并且不是科技人才问题,是这两个环节影响了科技变成生产力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在国务院的高度上来统筹考虑它才能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着急,也是在这个地方。觉得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将这个计划制定的时候,都是与科技有关的人,其实问题不是出在这儿,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要呼吁的关键。
        曾涛:这次您去呼吁,您觉得引起重视了吗?
        柳传志:我觉得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了。前两次提完了以后,我感觉到我提的问题绝对是个问题,所有人都点头,但是最后就没有得到解决。除了刚才讲的国家投入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从几百万到几千万,这样的成果不得了,国家和地方投下去,怎么转化遇到了问题。还有国家大型投入,中央到地方几个亿、几十个亿也许还有上百亿的,科技投入结不出果子来。这个问题就在于国家投下去的时候,要为这个项目本身组织一个国有企业,由这个企业来运作,这里边有问题。第一,企业是完全的一个国有机制的体制,这本身有一定问题,除此以外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作为投资人,西方的投资人和中国的投资人在一个重大投资的时候,选企业的时候一定会选那些有业绩历史的企业,业绩历史说明他们以前做过,有过什么样的成绩你才敢投,你临时组织人,这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脑瓜不灵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组织做的时候一定要付学费的,而这个学费是巨大的,因此这种项目,第一不能直接投给科研单位,必须投给企业,但是要投什么样的企业有选择,一定要让那些有业绩历史的企业进行投标,谁中标了谁来做。为什么要招标,国家投一部分钱,企业得出一部分钱,你做出来以后,这个企业得利,国家也得分利,哪个能够对国家好处最大你就出来做,没有业绩历史的想招标都不行,因为这个企业本身就没钱,本来就是个“光脚”的,做坏了又怎么着,所以应该选那些有业绩历史的企业来进行这个投标,这时候保险系数就大多了。所以我觉得在做规划方方面面,希望还有一个财务评价体系,不能把这些投入下去的东西规划做完了以后,仅是从社会效益上进行评价,一定还要有非常严格的财务评价,也就是说你到底挣了多少钱,卖了多少东西,这些就是所谓财评价。

        柳传志有着多年的研究所工作经历,在今天企业已经成为科技产品研发的主力军的时候,作为企业家的他,对两种体制下科研现状冷静地做出自己的评价。
        曾涛:在一开始,就是您觉得进入企业的人是可以的,那么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因为您仍然处在科学院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有没有跟其他的科研人员做过这种交流?
        柳传志:你指的是非企业的科研人员?在一些看法上,有过交流但不是很多。有一部分研究所,那时候的领导同志还是对企业有看法,就觉得科学院办企业的目的,应该是企业挣了钱回报给研究所,让研究所继续发展。因此,他们始终对企业还是有着比较强的看法,说我们帮你们,实际上是为了让你们挣钱的,挣了钱以后呢,回过头来好促进科研,总觉得他们是主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想法还是很强烈的。当时我们比较惭愧的,就是说我们在技术方面的投入不够很多,所以我们走了贸工技的路,他就更觉得你们都是做贸易赚钱,你们已经偏离了科学院的这个轨道了。那么到了今天,我们说,当我们企业一年有八个亿的科技投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也是科技的主力军,这时候就会好一点。
        曾涛:我觉得在您身上看到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务实,这是不是企业带给您的一个非常大的,和科研院所里面不同的一个特点?
        柳传志:对,应该这么说。务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企业本身你要活命,你稍微说点空话你就活不了命了。我从研究所出来办企业,第一件事儿,我得把我们这些人的工资得挣回来呀。原来是所里面发的,现在你得挣了钱交给所里,所里好象再返回给你,它得有这么一个过程。挣钱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过程。联想在刚一开始办的时候呢有一个说法,就叫做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就是因为我们都从所里来的这些研究人员,习惯于这件事情做了一半儿,没做好以后,或者遇到各种困难以后,就说我再做下一件事情吧,中间这件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困难,大家就都理解就过去了。企业里面不行,你这么做完了以后,你把钱挣回来了吗?你解决不了问题,下个月你工资拿什么发,下边怎么做,因此就强逼着大家定了一条,你别跟我说中间的那些过程,你事儿做成没做成?做成了咱们再说过程,再说功劳,要不然只有功劳不讲苦劳,就变成这样,这对科技人员的观念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变。
        曾涛:让自己真正的能力和实力来说话。柳总我觉得,在您刚才讲到这个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实际上,在讲到企业家在中国的环境当中去发展的时候,可能您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有非常深刻的体会。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包括刚刚别人对您个人的误解也好,包括对整个企业的一种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看法也好,那么所有这些都需要您最终拿出成绩来证明,那么这一点是不是也是你一直以来能够顶着各种压力,承受各种压力往前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动因呢?
        柳传志:是这样。我们刚一开始办企业的时候,无非是想实现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到了86、87年以后,因为科学院里边逐渐提出来一院两制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科学院投入的企业,就是所有利润应该上交,我每年可都交利润。但得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做这个事儿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年轻同事也许比我更现实,而我们那些创业者是有这个要求的。当时说这是国家的科技改革的道路,我们的周院长也经常对我们的讲理想、讲抱负,对我是有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觉得我们好象有一种责任,当联想逐渐的做大了以后,我们更觉得自己肩上有责任,这种责任的感觉本身,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今天我们下边年轻同事,已经都来接班了,你说他们有多少联想的股份?有,没有绝对不行,但是比例呢绝没有重到了如今要吃这么重压力的时候,但是必须让他们明白责任,这时候仅仅是为把联想事业做好的这个责任,也许都不足以让他们有这么高的要求,因此企业的远景就需要有更高的这种责任的要求。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实际上中国历史到现在,这150多年也就现在这一段才有腾飞的可能。